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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魄书生周筱赟的博客

落魄即“豪迈,不拘束”之意,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39页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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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筱赟,男,广州媒体人,腾讯网2011年度深度记者、天涯社区2011年度爆料人、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度致敬人物、2012年中山大学财新卓越记者。有线索可私信@落魄书生周筱赟,或电邮showing@sohu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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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:先秦诸子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救世之策  

2009-09-21 21:49:0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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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中天:先秦诸子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救世之策

 

周筱赟整理,经易中天本人审定

 

  内容简介:

  春秋战国时期,天下大乱已久,诸子心系天下,始有百家争鸣。儒墨道法,各有主张,孰是孰非,且听易中天先生举重若轻、纵横捭阖、畅快淋漓谈《先秦诸子的救世之策》。

 

  嘉宾简介:

  易中天,著名学者、作家,厦门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

 

 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儒墨道法的救世之争。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?因为先秦诸子,尤其是先秦诸子中的儒墨道法四家,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。他们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,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,也是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。人类文明的这个黄金时代,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。雅斯贝尔斯认为,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这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,世界主要的几个文明民族,都产生了自己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精神领袖,比如说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,以色列的犹太先知,古印度的释迦牟尼,中国的先秦诸子等,他们的思想至今影响着全人类的文明进程。

  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,我们民族会产生这样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呢?他们给我们又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呢?

 

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出现的三个原因

第一个原因:心智的成熟

  马克思把人类的童年时代分为三个类型,第一是正常的儿童,第二是粗野的儿童,第三是早熟的儿童。马克思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,另外两种他没有说。粗野的儿童我不知道是指谁,但我的判断,早熟的儿童就是我们中华民族。早熟体现在什么地方呢?我觉得有两点可以作为证明,一是《周易》,《周易》产生于殷周之际,二是周人的智慧。

  根据夏商周断代的工程,武王伐纣大概是三千多年前;而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,或者说中华文明,实际上就是周人奠定的。武王伐纣的特点是非常之快,根据史书的记载,武王伐纣是元月出兵,丑月就颠覆了殷商王朝,整个战争只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。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,一个月的时间就颠覆一个政权,这是一个奇迹。美国打伊拉克都花了56天,那还有飞机、坦克、导弹。如此之快给周人的感觉是什么呢?是忧患。《易传》上有一句话,叫做“作《易》者,其有忧患乎”。当年创造《周易》的人一定有忧患意识,他的心里一定存在着忧患意识吧。过去的解释是,周文王被殷纣王关起来所以存在着忧患,但我觉得整个周人的思想就是忧患。他们虽然只用一个月的时间,就取得了“革命战争”的胜利,但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,心中充满了忧患,其代表人物就是周公。他想到,一个无比强大的殷商王朝,最后为什么像纸老虎一样一捅就破、像泥巴墙一样一推就倒了呢?直接的原因是四个字——“前徒倒戈”。也就是说,殷纣王派出迎战周武王的先头部队,遇到周武王的部队之后掉过来打自己的后续部队,后续部队再接着掉转矛头打殷纣王了,要不然周武王怎么会胜利这么快呢。

  周公就在想,为什么殷纣王的部队都调转矛头打殷纣王呢?殷商王朝为什么不得人心呢?就因为他们太不把人当人。殷商王朝不把人当人的两个证据是人殉和人牲。人殉是把活人殉葬,人牲是杀活人祭神、祭祖。牲,原本是指动物,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等等,但是殷商王朝还要杀人,叫人牲。他们不单杀奴隶,而且杀平民、杀贵族。因为祭祀在本质上是人和神的交易,我的说法是叫做“请神吃饭”,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请客吃饭。请客吃饭的规格,一是被请的人的规格,二是请客的人的规格,还有就是所办事情大小的规格。你要请人家办一件大事,肯定得有鱼翅、鲍鱼、鹅肝等。同样,如果殷商王朝要请神办一件极大的事情,杀奴隶就不够规格。杀奴隶就是请神吃牛腩粉,甚至是吃素肠粉,吃很多份也没有用的,得请人家吃澳洲龙虾。谁是澳洲龙虾呢?贵族。殷商王朝这样不把人当人,当然不得人心,所以“前徒倒戈”。由此周公得出结论,要保证周王朝的长治久安,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。殷商王朝不把人当人,周王朝就必须将人当人。这就有了周公的第一个政治主张——以人为本。这是我们民族非常古老的一个思想,它就是从周代开始的。

  周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,是解释政权的合法性。周政权是从殷商王朝的手里夺过来的,得给一个说法。不能说这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就老子坐,这不能服众。这时周公出来解释,天下是天的,但是天不能够直接管理天下,它要委托一个代理人进行管理,这个代理人就是天子,即天的儿子。我们打一个比喻,天下是公司,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是天,天子是总经理,产权是天的,治权是天子的,产权和治权剥离。既然产权是天的,天下是天的,天子是天派来管理人民的,那么如果这个天子不合格,是可以换届的。指定天子的授权叫“天命”。如果要换届,就要“革命”。革命的原文是“革除天命”。天要收回授权、变更授权,所以有商革夏命、周革殷命。

  天以什么标准来判定天子这个总经理合格不合格呢?周公说是以德为标准。夏桀失德,所以商汤革命;殷纣失德,所以周武革命。这样一说就清楚了:周人既然是以德得天下,那么也得以德治天下,才能保住这个政权。由此周公得出他的第二个结论:以德治国。

  下面又有一个问题了,就是德怎么治国呢?德是一种软控制,是诉诸良心的。如果大家都讲良心、讲道德,可以以德治国。如果大家都不讲良心、不讲道德,就治不了。何况道德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,怎么来治国呢?这就必须有一整套可以操作的制度。于是周公提出了第三条:以礼维持秩序。

  礼,就是等级制度。比如有一块蛋糕,大家都要吃,谁先吃,谁后吃,谁多吃,谁少吃,怎么办?周公说按照礼(即等级)来分配,实际上就解决两个问题,一是人事制度,二是分配制度。我觉得从古到今的政治制度,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。

  礼是将人分为三六九等。众所周知,人生而平等,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人是不爽的,当然也有爽的,最高规格的那个人爽,其他人就不爽。怎么办呢?周公提出了第四条:以乐保证和谐。乐有两个读音,一个是音乐的乐,一个是快乐的乐,音乐是快乐的、快乐就像音乐。乐怎么能够保证和谐呢?音乐是由乐音构成的。乐音的特点,是音高、音长、音强、音色都不一样。所以,乐音的特点就是多样,但是将它们组织在一起很好听,这就是和谐,和谐就是多样统一。周公的道理,就是说,我们待遇不一样,不要有意见。因为大家都是不同的乐音。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乐音,这个社会就不行了。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,这是天生的啊。

  这就是周公的政治智慧——以人为本,以德治国,以礼维持秩序,以乐保证和谐。这样一整套的政治设置,产生于三千多年前,是不是证明了我们民族是一个早熟的儿童呢?应该说是。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,我不是说这个制度好,如果这个制度好那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了。它有问题,但是在当时却起到了稳定的作用,应该说是了不起的。三千年前想出这样一整套的政治设置,确实是心智的早熟。

 

第二个原因:社会的剧变

  周公建立了这一整套的制度,一直延续到东周,到了春秋时就出问题了。礼坏乐崩,礼不起作用了,乐也不起作用了。为什么礼和乐不起作用了呢?因为周公创立的“封建制”崩溃了。前面讲过,周公是了不起的。他的了不起,就在于他是制度的创立者。周公创立的制度有三个。前面讲的“以礼维持秩序,以乐保证和谐”,是“礼乐制”。与之配套的,还有“封建制”和“宗法制”。什么叫“封建”?刚才我说,天下是天的,授权天子管理天下。可是这么大的天下,天子管不下来,就分为若干“国”,指定人来管理,这就是“封土建国”,国又分成若干“家”,也指定人来管理,叫“封土立家”。打一个比喻,天下是总公司,董事长是天,总经理是天子;国是分公司,董事长是天子,总经理是国君,也就是诸侯;家是子公司,董事长是诸侯,总经理是大夫,三级所有、层层转包,这就叫“封建”。这是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结构、国家结构。

  可是到了春秋,就乱了,乱到什么程度呢?子公司越做越大,将分公司给吃掉了。比如说晋国。晋国的“国有资产”落在三家大夫的手上,赵、魏、韩,最后将晋国分了,变成了三个国家。还有一种是小的分公司越做越大,吞并了其他的分公司。比如楚国在西周封建时是封到第四等的爵位——子爵。后来越做越大、越做越强,吞并其他的国家,他就不满足于做子爵了,就称王了。称王之后,海跑到周天子的地盘搞军事演习,耀武扬威,还公然问象征着天下治权的“九鼎”多大多重,明摆着是挑衅周天子的领导权。

  这在儒家来看就是礼坏乐崩。为什么会礼坏乐崩,大家都不遵守规矩了呢?因为某些封建领主、诸侯、大夫,大了、强了嘛。楚国初封时只有五十里地,到了春秋时几百里、上千里的土地,这叫什么呢?耗子腰里别了一杆枪,就起了打猫的心思。起先,是某些“超级大国”,比如齐、晋、楚,充当“国际警察”,到处派“维和部队”。这就是“春秋五霸”。到了战国,霸主也不当了,各自称王,这就是“战国七雄”。“战国七雄”都是独立主权国家。再打再兼并,打到最后只有一个国家,这就是秦。所以我从来不说秦始皇统一中国,因为秦之前齐国、赵国、韩国、魏国等等,原本就都是独立主权国家,不是分裂状态。因此我认为是“秦兼天下”,它是兼并。以前是三级所有、层层转包,兼并后,天下只有一家公司独大、垄断经营了。三层所有、层层转包的国家制度,我称之为邦国制度,一家独大垄断经营的国家制度,我称之为帝国制度。从邦国制度到帝国制度,这个历史阶段就是春秋战国。这是我们民族的国家制度、社会制度、政治制度、文化制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。这样巨大的变革,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,需要回答、必须回答。有这个历史的需要,才产生先秦诸子这样的思想家。这是第二个原因,也就是社会的剧变。

 

第三个原因:士人的崛起

  社会有了问题,需要有人回答。谁能回答呢?先秦诸子,都是士的代表。儒家是文士的代表,墨家是武士的代表,道家是隐士的代表,法家是谋士的代表。实际上,只有士,才能回答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问题。

  什么是“士”?士,是低级贵族。贵族有四等,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。这个等级,与宗法制有关,也与封建制有关。按照宗法制,一个家族的爵位、财产和血统,都只能由嫡长子继承。不是嫡长子的,就只能做低一级的贵族。比方说,周王是天的嫡长子,周王还有庶出的哥哥、嫡出的弟弟,就分出去做诸侯。诸侯也是嫡长子继承,也有庶出的哥哥、嫡出的弟弟,就分出去当大夫。大夫也是嫡长子继承,也有自己庶出的哥哥、嫡出的弟弟。这时不能再分了。怎么办呢?就当士,就是第四等的贵族。

  第四等的贵族又怎么样呢?天子、诸侯、大夫,这前三等贵族的共同特点是有领地,有统治权,士是没有的。结果到了春秋战国,士最牛。比方说,当时魏国有一个士叫田子方,是魏文侯的老师,有一天出门遇到了魏国的太子。那时的路很窄,必须要有人让路,应该地位低的人让路。太子马上下令停车,回避让路,而且下车行礼问田老师好。田子方没有搭理。太子就不高兴了。于是太子就问,田先生,学生我有一事不明,是要啥有啥的人牛,还是一无所有的人牛呢?田子芳说,当然是一无所有的人牛了。诸侯、大夫都有自己的领地、自己的不动产,你们敢牛吗?你们瞧不起别人,不动产就会丢掉,我什么都没有,我怕什么呢?没有领地可以丢,没有职务可以丢,没有官衔可以丢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。我们这些士人,就是靠我们的知识、智慧、能力来帮助你们这些掌权的人,你们不听我的,我换一个地方就是了,我扔掉你们这些“老板”就像是扔一双破鞋。

  这就很清楚了,当时的士人确实是毛,必须依附于一张皮上,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”。但问题是那个时代的皮很多啊,不在这张皮上还可以在那张皮上,所谓“朝秦暮楚”,早上在秦国,晚上在楚国。当时士在各个国家找工作,没有人说这是卖国贼。当时人的观念不是国家,而是天下的观念。我是属于天下的,不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。那时没有爱国主义,只有天下主义。而且各国的国君也不能挡他们,士人来了要客气的接待他们,如果不接受的话还要送上路费,客气地打发他们。那时是一个非常尊重知识、尊重知识分子的时代。

  以上,就是春秋战国出现百家争鸣的三个原因,我们民族的心智成熟了,社会发生了变革,又有了这样一批独立的、自由的知识分子。社会剧变导致的问题,他们有能力来回答,因此他们争相提出自己的救世之策,就是天下大乱、礼坏乐崩怎么办。

 

 

先秦诸子的四种救世之策

儒家:以仁爱救世

  孔子是第一个提出救世之策的人。孔子的救世之策就是四个字——“克己复礼”,即回到西周的礼乐制度。孔子这个方案是对症下药,既然现在的问题是礼坏乐崩,那么我们的办法就是恢复礼、恢复乐。

  这就有一个问题,礼已经崩了、乐已经坏了,怎么恢复得了呢?孔子说关键是找到礼乐制度的核心思想,这就是“爱”。这个爱在儒家那里叫仁爱。仁爱包括三个内容,亲亲之爱、恻隐之心、忠恕之道。亲亲之爱的第一个亲是名词,第二个是动词,意思就是爱自己的亲人,首先是对父母的爱,称之为孝,其次是对兄弟的爱,称之为悌。孝悌是孔子思想的核心。孝悌怎么救天下呢?孔子提出两个原则,第一个原则是顺序延伸,就是顺着血统和血缘关系往前推,比如从对父母的爱,顺序延伸,就爱到了祖父母、曾祖父母。第二个原则是对等相爱,就是儿子要孝顺父亲,父母也应该爱子女,叫“慈”,也叫“父慈子孝”。悌也一样。顺序延伸,对等相爱,从亲兄弟,到堂兄弟、表兄弟、族兄弟,再到相当于兄弟的乡亲、同学、同僚、战友,再列少数民族和外国人,就可以“让世界充满爱”。

  孔子这个救世方案灵不灵呢?不灵的。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宰予,跑来跟孔子辩论,说老师啊,三年之丧太长了吧?孔子说,你的父母亲去世不到三年,你就吃白米饭、吃酒、吃肉、听音乐,你觉得心里好过吗?宰予说很好过啊,孔子没有办法,说“汝安则为之”,你觉得好过就这么做吧。所以我对以德治国一直很怀疑。孔子连自己的学生都没有治好,能治好国吗?

 

 

墨家:以兼爱救世

  在墨子看来,孔子的仁爱根本就有问题。真爱是无私的,但凡有私便非真爱。大家作为父母,可以想想自己对孩子的爱,都是自己舍不得吃给孩子吃,自己舍不得用给孩子用,再穷不能穷孩子、再苦不能苦教育。所以墨子提出他的救世方案是兼爱,就是平等的爱,爱父母、爱子女、爱乡亲、爱同学,统统一样,相当于西方的博爱。所以儒家和墨家的分歧在于,儒家主张“爱你有商量”,墨家主张“爱你没商量”,只有人人平等天下才能太平。而且墨子说,不但要爱,而且要互利。墨子说,你爱别人、别人也会爱你,你帮助别人、别人也会帮助你。相反,你恨别人,别人也会恨你;你害别人,别人也会害你。请你们自己算算账,是得到别人的爱和帮助合算,还是得到别人的恨和祸害合算呢?为了得到别人的爱和帮助,你就应该爱和帮助别人。每一个人都帮助别人、爱别人,每一个人都得到别人的爱和帮助,这个社会就是双赢、多赢、互利、互爱的美好社会,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双赢观念,非常了不起。

  到了孟子的时候,墨子的学生和孟子有一个辩论。墨子的学生提出一个问题,说你们儒家不是讲爱民如子嘛,那么我问你们,刚刚出生的婴儿他们有区别吗?孟子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。比如说一个婴儿在地上爬,眼看要掉到井里了,任何人都会上去救一下,没有人会问这是谁家的孩子。但这不是兼爱,这是恻隐之心。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,比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礼法还重要。所以,如果你嫂子掉到水里去了,你不拉一把就是畜生。但是你不能因为拉了嫂子的手,就说我兼爱了,我爱嫂子就象爱老婆,可以吗?所以在儒家看来,兼爱是不能救世的。

 

道家:以不爱救世

  道家说,什么仁爱、兼爱,都不顶用。要救这个世道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不爱。因为最好的社会不需要爱。

  庄子有一则小寓言,他说鱼离开了水来到陆地上,活不下去,于是鱼和鱼就互相吐出泡沫救别的鱼,这叫“相濡以沫”。这当然很好,很崇高、很感人,但是庄子接着说了一句话,“不如相忘于江湖”。不如这些鱼都在江里、湖里,有的是水,用不着吐泡沫。所以最好的社会是不需要救助的,最好的管理和领导是看不见的。老子说最好的领导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领导,但是从来看不见,他也不管事,特好。这叫“太上,下知有之”。第二等互相表扬,叫“亲而誉之”。第三等是互相害怕,领导根本不敢见群众,群众也不敢见领导,叫“畏之”。第四等就是互相骂,领导咬牙切齿,群众也在下面嘀咕,叫“侮之”。

  道家推崇所谓的“无为而治”。老子说:“其政闷闷,其民淳淳。”领导如果是稀里糊涂的,老百姓就纯朴善良,都不使心眼。相反,领导人明察秋毫,下面的人就全部跟你斗心眼儿,叫“其政察察,其民缺缺。”反正是上有政策、下有对策。怎么救世?道家认为不救才是救,因为这个社会就是被折腾坏了。庄子说,黄帝治天下挺好,因为黄帝治天下使“民心一”,就是让大家都很单纯,还不错。到了尧帝时就出了问题,尧帝治天下的理念是让大家爱。爱怎么不对?因为有爱就有恨,有亲就有疏,你和某些人特别亲近就会和某些人的关系特别疏远,人与人之间就有了隔阂、分歧、等级。到舜的时代又糟糕了,引进了竞争机制。以前人与人之间顶多是有隔阂,现在变成了竞争对手,尔虞我诈。结果不可收拾,最后大禹治天下时,人心已经完全变坏了,合理合法的进行斗争,由竞争而斗争、由斗争而战争,天下大乱。最后怎么样呢?儒家也跑出来了,墨家也跑出来了,摇唇鼓舌、妖言惑众。可见事情就坏在你们要治天下,有治就有乱,没有乱你治什么呢?所以道家的救世方案六个字——“不折腾才有救”。别折腾了。庄子说,领导就像是山顶上最高的那一棵树上的叶子,有没有呢?有,管用吗?不管用。老百姓就像是野生动物一样,跑来跑去、自由自在,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老子说的很清楚,我们为什么有忧患,就是因为我们有身体,如果我们没有身体,我们还有忧患吗?反过来我们也要问他一句了,那么请问我们能够没有身体吗?我倒是真想不生病,我也知道生病是因为有身体,我有胃病是因为我有胃,我有肺结核是因为我有肺,但是我能够没有胃、没有肺吗?所以道家的这个也救不了世,最后出来了法家。

 

法家:以法术救世

  法家说仁爱、兼爱、不爱都不顶用。你们儒家都是讲爱民如子,你就不要说将老百姓当儿子了,就算是你的亲儿子,你真的都管的好吗?管不好啊,你看看这些纨绔子弟,有几个管的好的?亲儿子你都管不了,你去爱他,有用吗?你对子女越爱,他越不听话。你看看那些问题少年,父母讲爱他没有用,老师教他没有用,乡亲们劝告他没有用,警察拿着手铐和绳子来,他就乖了。有用的是什么呢?有用的是棍子——刑法。爱是没有用的,法才是有用的。为什么呢?就因为人心是恶的,人都是趋利避害的,有好处的事情他才做,有害处的事情他不做。

  韩非讲了一个故事,说伍子胥被抓住了,守关者要押伍子胥回去见大王。伍子胥说,你知道大王为什么要抓我吗?因为大王怀疑我偷了他的夜明珠,你现在在我身上搜一下那颗珠子在吗?守关者一搜没有。伍子胥说,对,没有。但是你要押我回去,大王肯定向我要珠子,我就说被你吞了。守关者就说,你出去吧,我没有看见你。

  于是,韩非提出的救世方案就是“两面三刀”。“两面”就是赏和罚,重赏之下必有勇夫,同样,如果规定在街上倒垃圾要砍掉一只手,看还倒不倒。教育、爱有什么用?有人随地吐痰,你说我爱你,他就不吐吗?规定吐一口痰就让他吃回去,他就不吐了。“三刀”就是势、术、法,也就是权势、权术、刑法。韩非说术和法还不同。法要公开,术要藏着。法要公开,让人民群众都知道,拾金不昧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奖励,随地吐痰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,而且赏要赏的重,罚也要罚的重,罚得他倾家荡产,看他规矩不规矩。

  这样一比较,我们发现法家最管用。法家救世之策的基础,就是人是靠不住的,靠得住的是制度。法家说儒家和墨家都说选贤任能,可是一个国家德才兼备的人有几个?十个可能都数不出来。但是如果制度定的好,任何人都可以上岗。就是要将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一架机器,就像是电脑自动控制的程序,程序都安排好了,自动运转,当领导干什么呢?按一下按钮就行了。帝王治天下,只要按一下,再弱智的人都可以当,所以最后法家成功了。

  秦孝公采用商鞅的建议,秦王国就强大起来了。秦始皇兼天下之后,就将法家思想规定为国家意识形态。但是由于法家思想自身的不足和秦政权自身的不足,秦二世而亡。西汉初年,统治阶级将道家思想树为国家意识形态。到汉武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将儒家思想尊为国家意识形态,但是实行的还是法家思想。历代统治阶级的做法都是外儒内法、明儒暗法,用儒家的思想来愚弄群众,你们要爱啊,要爱君王,因为君王和领导就是你们的父亲,不要造反、犯上作乱。这是对付读书人和老百姓的,通过忽悠读书人去忽悠老百姓,让他们不要造反。所以没有什么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,只有半部《论语》哄天下,真正实行的还是赏和罚。汉武帝之后,儒家和法家真正成为执政党,儒家是公开的执政党,法家是暗中的执政党,道家是参政议政的在野党,墨家思想变成地下党。

 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,成功的不等于最正确的。法家的思想是最管用的,最成功的,同时也是问题最多、最大的。墨家的思想是最不管用的,但是里面包含了很多可贵的社会理想。所以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之后,中国重新发现了墨家。当然墨家也有很多的问题。

  准确的说,儒墨道法各家都有他们的可取之处,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问题,我们对待这笔宝贵的思想遗产,态度应该是一视同仁、抽象继承、现代阐释,这样的一种抽象继承和现代阐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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